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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實中往往有這樣的事，公司已經完成稅務登記證和工商的注銷，后來稅務機關卻查到，企業存在偷稅或其他稅收違法行為，企業及其法定代表人、負責人，還應該承擔這個責任嗎？有人可能會不解，注銷稅務登記證時，稅務機關不是已經進行了檢查嗎？怎么注銷后，又說有問題了呢？企業是否存在稅務方面的違法行為，屬于“事實”的范疇，被證據證明了“有”就是“有”，沒有被證據證明“有”就是“無”，而與是否檢查、檢查是否查出來沒有關系。

一個典型的例子是，公司經營過程中收取了虛開的發票，但注銷前及辦理注銷時，都沒有被發現。注銷后，因為開票方被查到，順藤摸瓜，查到了該公司。查實公司接受虛開的普通發票，虛列支出偷所得稅100萬元。如果該公司的注銷是注銷了其法人身份，相當于這個公司在法律上已經“死了”，則說明找不到納稅人、找不到被處罰人。縱然被查出來，如果要補稅、交滯納金、罰款、罰金，也因為沒有主體而無法進行了。比如，被注銷的子公司查出來的稅款，母公司是可以概不負責的。但這并不是說企業的法定代表人、負責人、財務負責人也把責任一股腦兒全給撇開了，這時我們要注意區別“公司的責任”和“個人的責任”，有些商界大佬就是因為已注銷的公司被查出問題，而牽連入獄的。

公司的責任，包括補稅、罰款，都不能轉嫁給個人，這一點沒有疑問。但在公司經營中，稅務問題卻可能導致個人直接承擔責任，這些責任往往是刑事責任。《刑法》第205條規定的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，第八修正案同時規定：“虛開本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以外的其他發票，情節嚴重的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處罰金；情節特別嚴重的，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處罰金。

單位犯前款罪的，對單位判處罰金，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，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。”其中的“第二百零五條規定以外的其他發票”，就是指不能抵扣的普通發票，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”可能面臨刑事處罰，這主要取決于情節是否嚴重。

如果公安機關認為情節嚴重，則說明在企業注銷之前，該公司的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”就已經觸犯了《刑法》，不會因為公司被注銷，而同時注銷掉個人的法律責任。由于此罪的最高刑期是七年，所以在“情節嚴重”的情況下，除非接受虛開普通發票的行為發生在《刑法》第八修正案生效之前，或者發生在十年之前，否則都有可能被追究，當然，不論如何追究，補稅是補不成了，罰款或罰金也罰不成了，最多只有坐牢。

明確公司注銷后的法律責任的歸屬，就是要明確在企業經營過程中，企業可能違法、犯罪，企業的相關負責人也可能同時違法、犯罪，屆時追究各自的責任。這個可怕的結論就是，如果經營過程中真存在個人刑事責任，注銷公司也是沒有多大作用的。那么，就稅務而言，企業經營中的哪些情況，在公司注銷后，會把個人責任牽扯進來呢？首先是刑事責任，主要指《刑法》第六節危害稅收征管罪的行為，大體上包括偷稅抗稅和涉及發票犯罪這兩大類行為。

因為企業實施這一行為同時將導致其負責人、直接責任人產生刑事責任，所以個人的責任不因企業的注銷而消除。其次是《會計法》規定的行政責任。按《會計法》的規定，會計在賬簿核算上的違法行為，以及指使會計實施賬簿核算上的違法行為，對于會計人員和指使人員，都將承擔責任。例如，某公司負責人指使會計人員做假賬偷稅，但直到公司注銷也沒有被查出。

公司注銷后兩年之內，卻因為種種原因既被查實了會計做假賬的行為，又查實了公司負責人指使的行為。按《會計法》規定，不僅會計人員仍可能被處以罰款、吊銷會計證等行政處罰，負責人也依然存在刑事責任：第四十五條 授意、指使、強令會計機構、會計人員及其他人員偽造、變造會計憑證、會計賬簿，編制虛假財務會計報告……尚不構成犯罪的，可以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；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，還應當由其所在單位或者有關單位依法給予降級、撤職、開除的行政處分。如果是國企高管，則更要小心，除罰款外，調離后如果被查實，也可能受到最輕降級的行政處分。

當然，不論公司是否注銷，按《行政處罰法》的規定，一切行政處罰都有追溯的時限，過了時限就安全了。凡按《征管法》應罰款的行為，在行為最后一次實施后，過5年免罰；但按《會計法》應罰款或吊銷的行為，在行為最后一次實施后——不是公司注銷后——躲過兩年未被發現，也就免罰了。犯罪方面，偷稅和虛開普通發票，個人刑事責任的追溯時限是10年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是20年。